慈善事业需要慈善文化的感染
2005年有关国内企业“为富不捐”的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据2005年11月2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在11月21日召开的中华慈善大会专题论坛会上，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徐永光透露说：我国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未参加过捐赠。2002年，中国私人捐赠人均只有0.92元人民币，不到当年人均GDP的万分之一。而2003年美国人均私人捐款828.7美元，中国和美国人均收入相比为1：38，人均慈善捐款相比为1：7300。
1000多万家企业中，99%的企业从未参加过任何捐赠，这是一个颇为令人尴尬的现象。而中美人均慈善捐款1：7300，更是一个令人难以启齿的事情。国内企业和公众，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不高，不仅反映出我国慈善事业所面临的困局，而且反映出我们的企业及公众慈善文化的极度匮乏。
慈善文化体现出的是一个国家慈善事业是否发达，是否具有鲜明的社会感染力和引导力，同时也体现出企业用发展的成就回报社会的一种精神，体现出和谐社会让财富第三次分配从而惠及更多穷人的一种境界。
市场经济既需要企业发展，当然更需要企业文化的延伸和发展。慈善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检验企业是否具有善心、爱心及博大情怀的职能，但凡具有良好文化氛围的企业都具有一定的慈善文化内涵，都会通过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来回报我们的社会。支持慈善事业的目的，是让财富进入第三次分配，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帮助更多的穷人摆脱暂时的困境。目前我国慈善机构的规模还比较小，而且全国100多家慈善机构大多为官办性质，其掌握的资金仅占国内GDP的0.1%。而美国通过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已经占到了9%，目前仅美国的富裕阶层——企业和个人通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就达6700多亿美元。
尽管国情不同，但是慈善事业的目标却是一致的。美国之所以那么多人、那么多富豪热衷慈善事业，乐善好施，关键在于具有良好的慈善文化氛围，而且他们均以参与慈善事业为荣，具有很多的慈善典范。比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美国开国元勋，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他将绝大部分财富捐出，建设了著名的宾州大学，为美国后世的富豪们留下光辉的典范，影响一代又一代美国人。像洛克菲勒在18世纪末捐资300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0多亿美元）开办芝加哥大学、卡耐基捐建卡耐基大学等。世界首富比尔·盖茨2000年和夫人开办了盖茨慈善基金会，一口气投入270亿美元，使基金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他表示，在他身后，他的几乎所有财产都将留给这个基金会。金融大鳄索罗斯，尽管财富没有人想象那么多，但也已捐赠23亿美元。在美国，企业捐赠已形成浓郁的氛围，富豪们如果不捐赠或捐赠少都是会被看不起的，公司也会因此而蒙羞。
反观国内1000多万家企业，99%的企业从未参加过任何捐赠，不能不令人大为遗憾，而国内人均慈善捐款不足1元人民币，则更是让助人为乐、扶贫帮困的传统美德所蒙羞。笔者以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富裕起来的群体正在迅速“扩大”，尤其是仅每年上榜的富豪就难以统计，他们虽然完成了财富的积累，但是在慈善榜上却鲜有他们的名字，显示出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富豪对慈善事业还存有各种“戒心”，还没有将慈善文化融入企业文化之中，让慈善文化伴随企业健康成长。
当今倡导和谐发展的大环境下，作为依托社会的支持富裕起来的企业和富豪们，理应承担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更多的责任。他们理应走在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前列。而大力弘扬慈善文化则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当然，光鼓励企业及富豪们参与慈善事业还不够，作为国家也应当大力倡导慈善文化，积极营造浓郁的慈善文化氛围，不仅是企业及富豪，从现在起就应当将慈善文化纳入道德教育体系之中，从中小学生就开始培养他们对慈善事业的情感，引导他们加深对慈善事业的理解，增强投身慈善事业的责任感。此外，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我们也应当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比如减免税款、鼓励创办民间慈善机构，严格监督慈善捐款的去向及使用等，让机制灵活起来，让民间慈善机构多起来，活跃起来，这样才能在全社会营造人人关注慈善事业的浓厚氛围，丰富慈善文化的内涵，从而推动我国的慈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转型期慈善文化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明确发展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也是第一次把发展慈善事业提到“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的高度来认识。
建议先从政府设在街道（乡镇）的社会救助管理事务所做起，通过购买服务，逐步转成社区和慈善组织共同管理、行使基层事务所做起，通过购买服务，逐步转成社区和慈善组织共同管理、行使基层慈善组织的职能，赋予帮困救助、社区募捐的双重功能。目前可以将社会弱势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和经常性物资捐赠工作的职能通过购买服务转交给慈善组织，支持和推动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
慈善文化现代化发展
当代中国急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对慈善事业的突出需求。一般来说，一个社会效益越高，对慈善的需求也越高。因为效益意味着强者对弱者的排挤，而慈善代表着强者对弱者的援助。强者与弱者之间这一既排挤又援助的张力，正是让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内在机制。然而，在许多需要慈善的场合，人们常常看不到慈善的出场，即使出场，往往也是相当单薄的。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甚至不那么发达的国家相比，当下中国慈善事业的不振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不仅表现为慈善捐赠的钱物微薄，更表现为社会普遍的慈善观念的微弱。对此，迫切希望发展慈善事业的人们给出了各种解释，其中值得我们记取也催促我们尽快动作起来的，是认为中国缺乏慈善文化的说法。
尽管把事物的原因归结为文化，往往是一个最好遁词，一切解释不清的场合都可以通过归之于文化而获得解脱，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一个讲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但在慈善问题上，文化确是一个有相当解释力的说法。不过，即使承认慈善文化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弄明白，文化在哪里出了问题。有人认为，中国慈善事业出问题，是因为今天的人将中国传统文化遗忘了，慈善文化出现了“断裂”，所以，要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传统重新连接上。回到传统，成为解决当前中国慈善问题的方案。
这样的想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传统上中国人有很强的慈善意识，见之于史书的慈善之举不绝如缕，捐赠施舍确实比现在更为常见，但人们心情急切之下容易忽视了重要一点，那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慈善业经过了一个“现代化过程”，在一些具有悠久慈善传统的国家或文化体中，慈善从观念到实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所以，对于中国来说，真正的解决方法不是将“断裂”的文化简单地连接起来，而是在传统的慈善文化基础上，经过现代化改造，重建21世纪的中国慈善文化。
慈善是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域”
重建中国慈善文化，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国家或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人类历史上，中国政府比较早地就承担起了保障国民基本生存需要的职责，饥荒年间，政府开仓赈灾是一种制度化的行为。不仅如此，基于“人心向背”的政治考虑，慈善行为一直被认为最好由政府来做，以增强政府的合法性。所以，政府垄断慈善事业在中国是有历史传统的。
但在现代社会，同民生相关的事务方面，政府的职责已经被严格限定在通过税收来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之内，超出国家法定责任之外的公民个人或家庭的困难，不再是政府的责任，而是需要通过社会来解决。所以，慈善属于社会的范畴，是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域”，既不适合市场的利润逻辑，也不适合政府的公共服务逻辑，而是公民或企业公民基于一定的价值观而做出的公益行为。
目前中国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以或明或暗的行政命令方式“号召”慈善的做法，既有社会上慈善尚未成为风气所造成的无奈，也有政府仍然习惯于自己从事慈善活动的旧习这一成因。它客观上造成了慈善在一些场合成为“第二税收”的现状。改变政府在慈善活动中的高调存在，解除公民捐款只能投向个别具有政府背景的慈善组织的限制，开放民间组织从事慈善的空间，是中国重建慈善文化的一项内容和条件。
现代慈善不等同于“功德”
公民是慈善的主体，但在为什么慈善上，公民也需要有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传统中国不缺慈善和施舍，但这些善行背后的观念可能已经不适合今日的慈善事业。过去，国人常将施舍等善行同个人德行或“功德”相联系，所谓“荫功积德”，修个好名声或好来世。然而，在现代慈善概念中，一个人之所以行善，不是简单地出于个人做好事的动机，而是个人承担对他人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不是分外的德行，而是个人自我强加的义务，是现代公民在公共生活中主体地位的体现。从个人美德到公共责任的转变，使慈善成为了一种“平常行为”，捐与不捐，捐多少，不但取决于一个人的能力，也取决于一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这才有了西方广为流传的“多余的财富就像多余的体重一样，都是罪恶”；“带着巨额财富离开这个世界，是一种罪恶”等名言，才有了美国巨富反对取消遗产税的“悖谬”举动。财富意味着责任，巨大的财富代表着巨大的责任，慈善就是履行责任的方式，这样的观念才是现代慈善观念，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的行为才是现代慈善行为。反过来，正因为慈善是责任，所以才能在一些慈善事业发展良好的社会看到“悄悄的慈善”，而没见到对巨额捐赠的道德溢美之词。把慈善提到过高的道德水平，反映的不是慈善文化的先进和成熟，而是滞后和幼稚。最有能力做善事的是富人，而在贫富分化的背景下，给富人过高的道德地位，有可能导致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和道义资源都向部分人集中，从而不利于社会的平衡。以平常心看待慈善，是重建中国慈善文化需要确立的一种观念和心态。
公民把慈善当作个人的义务，这是一个社会的慈善文化被个人内化的结果，这种内化应该是一个柔性的过程，而不能是一个强制过程。这就是说，社会可以形成一种舆论氛围，倡导慈善和捐赠，但不能以任何一种方式，从行政摊派到强讨硬索，逼迫个人捐赠。公民在捐出自己的钱物时，从法律意义上说，是在自主行使对自己合法财产的支配权，这种权利不受他人的干预。捐赠之成为善，就在于它是发自个人内心的，是一种自由意志的主张，因为一切善都必须是自由的，是对最高道德指令的内在服从。所以，现代慈善文化虽然不突出善行的个人德行性质，但仍然捍卫慈善作为德行所要求的自主和自由，不仅尊重个人捐或不捐的自由，更从体制上保证了个人捐赠用于其所愿意的对象或场合。
现代慈善组织承担着向捐赠者详细说明捐赠款或捐赠物使用情况和效果的责任。这种透明的慈善保证了慈善不会成为欺诈的牺牲品，保证了慈善不会助长欺诈泛滥所带来的伪善盛行。创造各种必要的条件，切实地保证捐赠者的权利，让他们的良好意愿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也是中国今天重建慈善文化时需要通过制度来加以体现的一项原则。
慈善文化是一个综合体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真正关心中国慈善事业的人可以从一些当前最为迫切的地方做起，只要大家一起努力，中国国民的慈善观念和慈善行为都会走向成熟，悠久的慈善传统定能绽放出文化新芽。